以什么重建孝道

　　 最近几年，以国学名义出现的以诵读古典作品为主要形式的复古现象，如火如荼。许多国学研究之类的协会学会也应运而生。更有甚者，是将二十四孝图刻石上墙，将其中的卧冰求鲤、郭巨埋儿的故事，也呈现于上。真有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慨。传统的孝道，与国学一样，有它合理的成分，但是，唯古是从，以过去来拯救今天，以刀耕火种时代的做法，来指导今天的现实，恐怕是病急乱投医，有时甚至于南辕北辙。
　　说起来，中国也是文明古国，为什么传承了几千年的孝道说散就散了呢？对照中国台湾、韩国、日本等地，同样是中华文化圈，同样的存在于当世，为什么他们在孝道方面比我们好呢？这似乎同“境外敌对势力”无关。最关键的原因，是我们在新社会的大变革和后来的文革中，都以革命的名义，将传统中的慈亲孝道，全部当作封建思想予以扫荡，将人间最底线的家庭亲情，也以革命的名义给予清理，同时，承载这些传统的有产阶级和知识分子，也在五六十年代都被统统打倒，或者在肉体上给予消灭了。而同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法治文明，却又远远地没有建立。所以，在社会文化和习俗上，理所当然地陷入了一片荒芜之中。
　　中国的孝道源远流长，它是建立于农业社会基础之上的伦理道德。它的体制基础，是家庭承担养老送终的全部责任。孝道的实质，就是保护长辈的合法权利。这个权利，包括物质的、精神的。不要以为中国古人就天生孝心泛滥，人都是趋利避害的，这一点上，古今中外没有任何区别。古代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法律和社会习俗，对不孝者处置非常严苛。在法律上，忤逆是除了谋反以外的最大罪状。读书人考秀才，如果有不孝一条，就会被剥夺终身高考的权利。官员如果有不孝行为，不但官当不成，还会有牢狱之灾。从皇帝到乡儒，上下一致地都标榜以孝治国，树立孝道典型，号称“百善孝为先”，人们当然趋之若鹜了。其中的荒谬和血腥，早在五四运动中，就有不少先贤们给予了批判。而我们经过新政权建立以来的大变革和十年文革大义灭亲的教育，从法律和习俗上，都以无法无天和突破人伦底线为革命本质，现在却又要重捡老传统，当然就不是那么容易了。
　　孝道可以宣传，但是，不必太过度。作为现代社会，还是提保障老人的合法权益更好。
　　我们总说，我们是慈孝之国，好像欧美国家都是“虎狼之地”。事实上，他们同样也提倡慈孝亲情，也重视家庭关系。但是，他们因为是宪政国家，社会保障机制健全，医疗体系健全，老人对家庭子女的依赖减少了，所以矛盾也少了。
　　人世间一切的争斗，无非是利益之争。所谓的“重建孝道”，不过是道德建设，事实上不如提保护老人的合法权益，不如加强社会保障机制建设，不如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更有实际意义。作为子女，有房子却不给老人居住，就是子女对老人合法权益的侵害。如果没有子女，则是政府的责任。对此，全社会应该理直气壮地加以谴责。漠视老人的合法权益，事关全社会公民的利益，因为所有人都会老去，谁都可能成为老无所依的弱者。
　　对于不愿给父母住房的不孝子女，除了社会舆论的谴责之外，最有效的，当然是法律的介入。法律从来都是道德的坚强屏障。同时，如果这样不给老人居住的“不孝”子女是党员、是公务员，则应该建议从党纪和政纪上再加以处理。
　　我们摧毁传统的慈孝文明，只用了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时间。但要重建合乎现代社会规范的当代慈孝文明，融入法治宪政的世界潮流，恐怕需要更长的岁月。